@AndrewLi

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能算作胜利？在探讨战争时有极大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明确，站在萨达姆的视角，或许其同样可自豪于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的战略胜利——延续其绝对权力。具体到中美之间，不断表白不谋求政权变更，似乎显示出美国仍未从本能的敌意反应迈向清晰的致胜目标，这与战术层面精巧的官僚作业对比鲜明。

不过对组织而言，当下情况可能恰好相反，延续中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动力学，八十年代后从流沙中遴选的简中读书人，已近乎完全充斥科层体系，并深刻腐蚀了初代征服者塑造的效能，然而在权力中心，有别于做题家基于自身中产阶级视角的代入，组织领袖的决策素质仍有相当程度传承，对其胜利愿景不应过分低估。

简易回顾不难看出，所谓千年大计雄安正诞生于本代组织领袖获得施政自由的2017年，以雄安为中继，2035这一节点从首都规划扩展全局，标志着组织大战略的一个重大变化：三步走第三步五十年之久的时间框架被明显压缩，且势必将在本代领袖手中最终缔造，而按照此前制度框架，2040年代前只需四个循吏式的官僚。

大战略的调整及配套制度变更，固然带来超出原有预期的外部反应，并迫使组织不断在爆炸性事态发生后进行战略修正，但以后见之明而言，其间如香港抗争和武肺大流行等世界级政治事态，的确已远远超出简中政治模板中理想循吏所能驾驭的范围，从保存和发展组织的角度而言，本代领袖在惊涛骇浪中经受住了考验。

从算总账，大账，政治帐，长远账的标准看，过去六到七年时间在显著加速消耗绥靖惯性、技术汲取窗口提前关闭的同时，组织对关乎其自身存亡的重大风险防御能力，却也得到极大增强，很难设想若2012年之前的密室共治生态和基层管制效率延续，组织将如何应对哪怕烈度极低的香港式市民社会运动在北上广复制。

自18年4月Pompeo上任以来的中美互动，很容易在组织决策层唤起一种与历史叙事相照应的屈辱感，得出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责任均在美方的结论，不过直到2035蓝图出台，彼时组织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估似乎仍体现出回避立场，新的建军百年目标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措辞并列，对现状的容忍依然明显。

自2020年末至今，至少有两大事态足以使组织重新评估2035蓝图及并修正其实施路径，其一是2021年初阿拉斯加会议以来，对中美关系回拨到2018年前的预期彻底落空，民主党团队甚至表现出阻止组织实现其大战略目标的更坚定决心和能力，其二则是以国防大学校长刘亚洲被捕为标志，两年来此起彼伏的新一轮肃军潮。

该事态似乎折射出，部分寡头世家和防大龙班、虎班等串联起的多军种军官团，在外部惊涛骇浪下已陷入巨大焦虑，惯以铁血相标榜的将校，却难以承受打仗可能成为真实选项的气氛，简中读书人或海外国关、军控领域学者对战和的算计，或许能够很好拟合这类遭肃清人物的心理侧写，但以此比附组织领袖则大谬不然。

上述事态都有较具体人物与情节更深远的盖然性，在美国，尽管Deepstate缺乏清晰致胜目标，但仍保有对美西战争以来致胜模式的强大组织记忆，即使对手陷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非人/异类地位，从2019年的香港到2021年末的俄乌调停、2022年佩罗西访台，寻求幌骗(Spoofing)/激怒对手的意图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而在组织侧，足以激发巨大听床欲望的宫廷政治事件，则颇可与清代旗人被流沙社会同化的进程相对照，即便掌舵织造、盐政、税关海关等关键技术“条条”的精英上三旗佐领家族，多代传承后其统治使命感和对政权安全的敏感性仍然会被消磨殆尽，除了缺分前程特权依旧，思维模式已与被征服的小地主读书人无异。

无论如何，中美互动及组织内部博弈，均使和平竞争的选项显得即便尚有可能，其价值也越来越模糊而苦涩，组织不得不需要在相当长时期内接受一种形如刘亚洲遗毒式的话语框架：其尚能活动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皆仰赖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恩赐，而其与现有体系正被稳步削弱的联系，则全在于自身的错误行为和选择。

在原有内外部循环变化均已越过不可逆的临界点后，简中读书人所期待的改弦更张，恰是从国务家或组织家长的角度看皆属最恶劣的选项，几乎必然意味着一个以十年为单位的资产负债表消化周期，即便期间能够控制传统汉地无政府传统的复兴，平稳实现中核人口代际更替，其国际权势也势将瓦解，一如平成日本旧事。

而一旦去掉与旧路线绑定的诸多默认约束，组织侧或许足以从理性算计或两年来俄罗斯现实案例中，获得全然不同的胜算评估和鼓舞，当暴力冲突或更具体的台海冲突选项被切实摆上参谋桌面，现实影响可能并不是刘亚洲代表的派系所渲染的天灾，反而将在当下现实里，为组织孜孜以求的大战略目标确保更大成功几率。

首先是要弄清楚，中国当下处于什么时刻，什么阶段？一句话:千年复兴，机遇难得，将强未强，将成未成之际。虽已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且是唯一全要素生产国，但同时又是自身资源不足以支撑制造业需求，自身市场亦不能完全消化制造业产品的国家。这时，外部的约束条件，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国的兴起。何况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都还处在美元体系之下，虽然中国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高达三万多亿外储，但如果你注意到了今年大疫爆发，美国为摆脱困境，一次就超发美元6万亿，就不难明白，我们与美国的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当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还未摆脱美元约束的情况下，或全球经济与金融还处在美元体系中时，中国的任何决策（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都不能不考虑这一首要外部约束。这并非怕不怕美国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它对我的每一决策的伤害方式和伤害程度的问题，只有掂量清楚这两点，才会懂得如何趋利避害，或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确保中国自身利益最大化。

其次，既然眼下是中国千年复兴，将成未成之际，收复台湾，是否是当务之急？如眼下不收台湾，中国复兴就无法继续，甚至前功尽弃，那当然就只能果断出手，毕全功于一役，志在必得。但如眼下收台，可能欲速不达，反被其累呢?是否还要横下心来，不计得失非收不可？因为从岛内情势看，文统无望，只能武统，但台湾问题并非陆台两家的内部事务，美国明摆着要插手其间且也有此实力。虽然我们判断美基本不会直接武力干预我攻台，但间接干预呢，不是有可能，也不是很大可能，而是肯定会。按美军设想，一旦发生台海之战，美军应不是直接对华开战，而是联合西方国家封锁制裁中国，特别是用其海空优势，掐断中国海上生命线，使中国制造业所需资源无法输入，所产商品无法输出，同时通过纽约伦敦两大金融中心，掐断中国的资本链，必须看到，眼下虽遭大疫，加上金融危机在即，美国实力大减，但倾其全力走出上述步骤，还是做的到的。逻辑推演到这一步，收台与复兴的轻与重，就不难掂量出来了。中国的复兴虽未必会被此一战打断，但肯定会让我们接下去的路步履维艰。这可不是说一句“大不了现代化晚实现几年”那么简单。台湾问题并非我复兴大业的全部内容，甚至连主要内容都谈不上。因为复兴大业的主要内涵是十四亿人的幸福生活，收回台湾就可以满足这一大目标？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实现民族复兴更大的事业！一切都必须给这一大业让路，包括台湾问题的解决（评价：缅北方案）。

我不止一次说过，台湾问题，不管我们怎么强调它属于中国内政，但本质上仍是中美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深度介入，“台独”就是个伪命题。但有了美国的背后撑腰，台独就成了威胁中国主权完整的真问题。因此，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台独势力，而在于要先解决中美实力对比。也就是说，在中美掰手腕未分胜负之前，台湾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硬着头皮解决，也只能做成一锅夹生饭，让台湾成为我们背上的沉重包袱。因为台海一旦开战，资金全部撤空，企业全都关门，人员全都失业的孤岛，将让我们注多少资金去重振其经济，投多少人力去管理其社会？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这代价和成本难道不拖累甚至不拖垮复兴大业？在复兴之路上，中国是尽量轻装前进好，还是在外有美西压力，内有台湾重负下前进好？而一旦完成复兴大业，回头解决台湾问题不是更易如反掌么？那些一味主张现在就动手的人，真的连这笔账也算不过来？

其三，有人会问，你说机会不对，在不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也是错误的，那么，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才是正确的？我前面说了：在中美角力分出高下之时。有人等不及，说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我说，等到猴年马月也得等，但决不是干等，干等永远等不来这一天。

对照历史经验，当前组织与泛发达经济体的外贸规模合计比重，尚不及一战前德国和二战前日本，且其关键能源、矿物供给除澳洲铁矿外，均来自中立国乃至陆上盟国，而在地产经济崩塌的影响下，国内钢材消费显然有非常广阔调剂余地，因此一个粗略的评估是，组织即便骤然进入全面热战态势，其起点亦属空前有利。

更重要的是，台海冲突本身与所谓全面热战之间尚存在相当长的升级阶梯，在组织本身追求理性目标（接收台湾治权）的情况下，完全由美国单方面推动烈度升级与对抗扩散存在着巨大困难，一个中国政策这一建构长达半个世纪的阻尼器，就决定了除非军事失利，否则将少有可能在国际舞台将台湾塑造为东北亚乌克兰。

至于胜负前景，太多学者甚至防务官僚以诺曼底类比，认为组织动武难有胜算，然而战争无疑决定于人而非兵器，一个非中国人不能领悟的根本奥秘正在于两岸同文同种，而一个富足的中式市民社会对暴力之隔阂是非其族类难以想象的，曹兴诚与黑熊学院恰是典型，一旦达成登陆，其后的接管恐怕将重演2014克里米亚。

如果组织迅速且低烈度完成接管的一幕成为现实，那么届时美国恐怕将面临这样一种极具挑战的世界图景：缺少足够的人道灾难素材动员域外同盟全面脱钩，而实现统一目标的组织又乐于向周边小国让渡部分权益，更致命的是，届时全球绝大部分高端半导体产能，都将位于组织控制之下或其朝鲜盟国常规火炮射程以内。

即便不考虑碳减排议程这一“硬约束”，半导体制造这一广泛新兴行业的枢轴点(Pivot)发生剧变，也足以削弱欧陆国家追随美国的意愿，从而为组织带来重组贸易体系的更大空间，归根结底，无论内外事态如何演变，娴于同归于尽式内卷的中国制造，已近乎不可逆地破坏了现代制成品价格体系，完全替代之已无可能。

这一机理颇可类比于北大西洋生物圈，过度捕捞导致鳕鱼这一keystone物种持续减少后，小型鱼贝急速繁衍，中大型捕食者生存则日益困难，近数十年来基本失败的鳕鱼种群人工干预，显示出生态系统均衡点下移后恢复的难度，从全球化历史看，九十年代美国强行打断日本区域秩序建构进程，或许正是类似的转折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