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能谈чай，那就谈点其他的。

我们谈群众基础。

对于今天的绝大多数塞里斯官员来说，已经不像前三十年那样看重“群众基础”这个概念。

今天的官方群众基础理论和昨日截然不同。

在过去，群众基础建立在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及时反应群众的诉求和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上。

而今天的群众基础则是建立在一个以生产力发达为向标的抽象概念上。

官方的哲学明确指出，所谓人民性在于全心全力提振当地的GDP，经济一旦发展，并且老百姓从发展中获取红利，自然就拥有了群众基础。

分配、公共设施建设、社会改良、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解决困难，这些都被视为生产力发展下的细枝末节。

这是宣传的逻辑，对于更实际的逻辑而言，塞里斯的权力精英们更多考虑地是自己的竞升。

技术官僚的世界和我们常人的世界并无二致-喜欢谈政治的人都是那些极少数被认为脾气古怪，为人暴躁，应当敬而远之的一群人。

大多数人没有政治观念，他们更多在乎自己在官僚系统里的等级，自己在亲缘系统里所获得的评价，以及对于权力网络的梳理。

而权力网络恰恰是建立“亲缘-官僚系统”二元拟合上的。

我们今天知道，之所以称呼塞里斯的权力精英叫做“技术官僚”而不是“军事贵族”或者“资本大鳄”。

是因为塞里斯的权力基础入门卷是建立在学位资格制度之上的。

你至少得读一个本科，才有考公务员的资格。当然，如果你清北毕业，只要想，至少也能从镇长干起来。

然而，这一过程实际上充满了操作的空间，对于一个级别略高的技术官僚来说，他的收益足以保证其孩子哪怕高中考不上大学，也可以供养其考两年雅思托福，进而出国混学历，之后回国转国企，再通过国企高层转向体制。

而在体制内的升迁中，由于资源投资回报性远大于能力投资回报性，在提拔干部的时候，往往更倾向于提拔那些有“资源”的人，即他们的父辈、亲属、朋友同属社会精英阶层的人，而当他上任某个管理岗位的时候，他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去为单位做事。

当然，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提拔这样的“资源携带者”，其可能面临来自更上级的压力。

甚至我们可以说，对于“资源”的考虑更多是一种托词，因为在决定塞里斯的权力精英升迁的三重考量里面，最为重要的一重应该是“你和我没关系，我为什么要提拔你？”

塞里斯的社会，权力精英占据统治阶级核心地位。自然，如果权力精英的门票和升迁建立在依靠以血缘为主，姻缘、师生缘等为辅的人际关系上，那么阶级跃迁的大门对于底层而言，绝大多数时候就呈现为关闭状态。

自然，利益集团就日益（已经）板结一块了。

这样的权力进入机制和权力内升迁机制，也决定了技术官僚的核心思维里缺乏“群众基础”的概念。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讨好上级越比讨好群众更有利于自己的升迁。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基础要么建立在某种空泛的唯生产力理论上；要么就作为一种维持稳定，保证自己在任期间不犯错的现实考量附加品上。

对于微观的，单个权力精英的思维模式而言，确实如此。对于整个体制来说，则对于群众的态度则更类似于“大棒加胡萝卜”，以暴力机关来维持群众的温驯作为基础，以宣传机关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文化渗透作为路径，辅之以间歇性地改良和国族主义宏大叙事的意识冲击，从而奠定整个的群众对当前秩序的基准线认可-即群众的组织性和抗争性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内。

当然，我这么说，实际上有点把群众当成任人摆弄的木偶一样，实际上群众不是，大多数人具备一个相当清醒的头脑，实际上，当一个政策触动了他们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也会自发抗争。

可问题在于，现代化分工导致了人们的利益高度不一致，很难有大众都反对或者都支持的事物出现。因此分散性的抗争，完全对抗不了系统性的权力精英组织。

尽管如此，大众对于体系的认识还是深刻的，你无法从绝大多数底层那里套到两句对于权力精英的好话。这是属于人民群众的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