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海滨

菲律宾小马科斯赢得总统选举之后，CNN感叹道：菲律宾民主已死。

这是现代人类政治史上的一大奇观，其父亲马科斯和伊美黛夫人以长期的独裁、瓜分国家财富100多亿美元、谋杀数千人知名于世界，但其垮台的过程也非常吊诡，马科斯夫妇被美军与中情局派飞机接走，逃离菲律宾至夏威夷避难。之后马科斯夫妇被菲律宾受迫害人士状告，夏威夷法院判赔偿20亿，因其拒绝赔偿又被判藐视法庭，惩罚性罚款3.53亿。

不过由于马科斯已经去世，伊美黛夫人与其子回到了菲律宾，终身不会再去美国和可引渡国家，司法判决也就失效了。

更吊诡的事情是马科斯家族卷土重来，伊美黛夫人成为议员，其子也历任议员、省长等职位，终于在今年登上总统位置。

虎妈一家在美国因卷入司法体系的一些事情，几乎身败名裂，但是蔡美儿曾写过关于第三世界民主的论文，却颇有见地。她质疑美欧强推民主，主导市场的少数家族的存在，令民主和自由市场很难和平共存。在很多地区，社会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在某些家族，如菲律宾。这与政治的民主化存在着深层的冲突，这种对抗的表现可能是反市场的、可能是反民主的，甚至可能是种族灭绝性质的。

她写这本书是十年多以前，不幸而言中，随后不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变化，无不验证其观点，直至小马科斯选举总统成功，为她的书画上完满的句号。

但是有些事情是蔡美儿没有预料到的，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改变了许多东西，甚至美国的民主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社交媒体广泛的谣言传播，制造信息茧房的能力，反而使得政治选举在一个乌合之众被社交媒体鼓动的时代，呈现了荒谬的民粹主义特征，完全淹没了民主制度。

美国的选举如此，菲律宾同样如此，小马科斯极其聪明的使用了社交媒体，雇佣大量水军，为马科斯家族洗地，以马科斯家族统治菲律宾时期的经济繁荣为突破点，强化这点，冲洗其独裁政治中的大屠杀和损害自由。使得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因对当下菲律宾经济消极、贫富差距巨大的混乱不满，脑补了一个马科斯统治的美好时代。更令人称奇的是经历那个时代的老年人也对当年持有美好的印象。

故此，社交媒体的操纵并非是一件简单的造谣洗地方法，小马科斯的选举团队确实抓住了菲律宾的社会缺陷，美化了当年的状况，事实上菲律宾当年也确实经历了一定的经济腾飞。

人类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复杂之处，有着民众福祉与人类社会进化的两个目标，在制度上呈现不同的选择问题。

实际上是每个区域都会形成占据资源优势的家族势力或寡头。

每个地方也充实着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在福祉这件事上呈现不同的选择。

我在研究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时，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长期稳定，也就是说哪怕是民主社会，其政党轮替也停滞了。比如日本自民党就持续执政40多年，韩国和台湾地区都是在朴正熙和蒋经国两个独裁者时期奠定了经济腾飞基础。巴西、泰国、伊朗、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的经济基础也是在威权时代奠定的。

但是区别在于日韩台湾地区都迅速的转向了真正成熟的民主体系，帮助其经济体超越了基础工业化，迈步进入高科技发展和文化市场的创造力蓬勃阶段。

而其余的几个国家纷纷掉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

新加坡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维持开明独裁，走向发达国家的城邦国家，缔造了金融业和电子产业。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实行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经济体，无论是否民主或威权体系，都止步不前。包括了印度和亚非拉大量国家。

事实上，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工业化需要稳定的长期时间的秩序，与自由市场经济匹配。

这里面有个值得争议的领域，是工会在经济腾飞中产生的阻碍。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均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会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这个问题在于工会是19世纪共产主义诞生的过程中，属于劳工运动的一部分，是马克斯的阶级论里指导劳工运动以工会农会力量来对抗资本。

然而切莫就此下结论，在二战后的八十年里，左翼劳工政党又成为了欧洲、英国、澳新、加拿大、美国的轮换执政政党。对劳工的各种福利待遇、与国民的整体福利抬升，要归功于一百多年来的劳工运动。

更深刻的影响是国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在国民经济收入中的占比超过40%，（中国是22%），又带来了消费市场和文化产业，从而使得高科技产业、文化运动产业、金融服务业、医疗服务业、保育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驱动力。

即使是美国已经把工会压制到只剩下8%的工人比例，其力量在联邦雇员、老师、钢铁汽车业仍旧维持，强力支撑了民主党的基本盘，使得美国在某些程度上的福利能够实行，虽不及欧洲面面俱到，但也相差的不是太大。

但是把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GDP，同欧洲比较，美国的科技、文化、金融、医疗技术等又远超过了欧洲，是否长期的左翼政策对欧洲产生了阻碍呢？

于是，我们再回到上面的两个终极命题：为了人类的福祉，为了人类的进化，两个目标是如何协同又矛盾对立的呢？

本文不追求深层次的繁复的历史逻辑追溯，我从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发展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维持威权还是民主的，在经济增长上终究无法实现工业化，其文化底蕴的不足，少数大家族控制国家命脉，其实是阻碍了其成长。

非洲国家从部落转化过来，多数没有经历充分的文化酝酿，没有知识分子群落，也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的机会，少数家族在整个受教育与文化浸润缺失的乌合之众上，就只能实行或宗教或民粹主义的煽动，从而操纵政治，为少数家族服务。拉丁美洲与东北亚之外的多数地区也同样是教育不足，由当年的殖民地发展过来，宗教、民粹主义夹杂着工团主义的蔓延，成为这些地方的主流意识，从而周而复始的被军政府与民粹主义民主操控。

新加坡的成功是因其开明独裁者，建立在两大文化的基础上，盎格鲁的英美法系，与儒家驯良的民众，其精英层没有形成一己之私。大家族当年处于马来、印尼、中南半岛等种植园的商业利益中，对新加坡这个狭小地带缺少兴趣，从而使得精英层能够实现围绕着港口、化工、电子产业的发展，最终走向金融业。又因为金融业的高等人才需要，推动整个国民的充分教育，从而打造了足够宽广的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虽然存在大家族势力，却被外来强大势力美国强行推行民主化进程，打破了大家族的原地螺旋魔幻。即使如此，韩国也未能避免少数家族寡头化，成为日韩台三个经济区域里的普通民众压力最大国家。

只不过充分有着儒家内卷传统的东北亚地区，由于民众对读书的高度热情，使得教育全面普及，并强力发展，构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向高科技过渡的跳跃要素之一。其另一个要素则是外来的强力影响，使得民主体系能够执行，对抗完全的寡头化。

我们必须要承认不同文明背景的优劣，认识到民粹主义与少数家族控制，何以在文化底蕴浅薄、受教育不足、工团主义过早瓜分经济增长的危害。

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说，就是一个家庭要富裕，在小康时，家里人已经吵闹着瓜分财富，必然造成家里无法积累，向富裕发展。而在富裕后，长房长子垄断了所有财富，必然导致其余子孙穷困，家庭矛盾重重，分崩瓦解。

这里是指长房垄断家庭资源，如果是各支都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公平的分配权，则有助于家族的创造力。

而一个家族有这样的见识，不仅仅是大家长的能力，而是整个家族底蕴的自发优势了。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从一无所有开始建立的国家美国，从四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期说起，美国人先建立了一个仿效古罗马共和的奴隶制国家，古罗马共和也确实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种植园起家的美国，在东北部开启了工业化，到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大发展的时候，与欧洲的重商主义风格并无不同。

实际上当时的工业化也充满了关税壁垒和内外冲突，美国的劳工阶层也与欧洲的一样处于一个生活艰难的底部，还面对来自中国的华裔廉价劳工竞争，以至于产生了排华法案，从而使得黑人与亚裔成为贱民，欧洲裔才是公民，这也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相同。古希腊的民主与古罗马的共和都只是少数比例公民的权力。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社会达尔文的经济体系，一个前奴隶制后种姓制度的政治权力体系，一个地方自治与除了贱民之外的公民权力制衡体系，构成了当年的美国。

即使是欧洲裔的公民，作为劳工阶层也长期的处于生存恶劣的环境，如同英国、欧洲大陆的劳工一样，但传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迅速的完成，近代的繁荣世纪持续了数百年。

直到一百多年前欧洲知识分子因观察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哲学思考中诞生了左翼运动，从而使得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模型重新建立。

一战和二战实际上是当时的高科技发展、财富向上富集、贫富差距扩大、新兴科技和管理方式对传统劳工的竞争排挤，仅凭借体力出售的劳工无法与资本、技术工人、机器竞争，流水线的出现更是让劳工处于技术单一的低廉阶段。

这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以战争方式出清，在人类减损大量生命后，战后的英国、欧洲包括北美澳新的左翼化，使得遗产税等重税实行，重新分配财富，建立全民福利体系。这构成了欧洲整个左翼化。

美国则走向平权运动，黑人主导的政治权力与人格尊严平等，在六十年代兴起，从而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文化生态，使得非洲裔与亚裔从贱民状态走向公民状态，获得了政治权力。亚裔在这场全球化的平权运动中搭了便车，并凭借一向的性格温良和顺服，改善了自己的生存环境，甚至在21世纪，印度裔、菲律宾裔、日本裔、华裔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全美平均水平。但欧洲裔、印度裔、菲律宾裔等仍高于华裔的收入。

黑人改善了自己的政治生存环境，但在整体的经济处境上仍处于糟糕的状态，其整体的受教育程度、贫困程度、健康与犯罪程度，都处于全美最劣。于是黑人平权运动就日益激烈，并通过作为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支撑和基本盘，试图重新解构美国文化和历史。

重新解构美国文化和历史的行为，触怒了保守主义，使得保守派和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重新回归。

这是因为美国自由派走向了黑人至上与过激的解体美国主义，使得美国立国的根本遭到摧毁，美国主义会成为无根之水。基于基督教清教徒精神、盎格鲁撒克逊优秀文明论的美国主义，变成了奴隶主与白人种族主义的美国历史，这使得整个美国的立国变得肮脏无光。

保守主义的反扑就在于此，必然走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也必然走向白人至上主义，这就导致了美国的文化冷战和内部撕裂。

为了弥合美国，美国两党与精英层，不得不寻找一个外敌来转移内部无法弥合的矛盾，中国就成为敌人，华裔就成为两边少数极端分子的仇恨对象。这是因为白人至上主义者，重新燃烧种族主义，而BLM运动中的黑人又因为华谊自诩优秀少数民族支持保守派，陷入两头遭挤压的困境。

民主党政府为了维护多元文化和平权的意识形态，必须保护亚裔，否则多元化平权就成了笑话，完全变成了黑人种族主义，这就让美国实际上陷入了黑白种族主义冲突，会日益演绎为内战。

但回到一百年前的一战二战时期，全球矛盾因何而起，实际上是贫富差距的阶层仇恨。

美国无论哪个族裔，其实都是陷入了贫富差距的鸿沟，底层因处于糟糕的生存状态，无望看到未来，才寻求意识形态的强力对立，于是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信息茧房操纵下， 极化了这样的对立仇恨情绪。

菲律宾这样的民主体系，给了少数家族以操控民意的机会，难道美国就规避了这样的风险吗？

特朗普这样的富人家族，依靠民粹主义的极化，登上政治舞台，打造政治豪门，也与菲律宾等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二样。

日本依靠直接税的重税，对整个日本国民实行了全面福利覆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长期的政治家族是日本民众认可的状态，财阀却不如韩国那样明显，六大金融与商社体系实际是整个日本的精英阶层在控制，依靠内卷式的高等教育模式，挑选东大早稻田等几个名校毕业生，来充塞整个政商司法阶层，也正如宋王朝士大夫阶层通过读书与科举控制整个王朝一样。

只不过其军事安全交给了美国。

而德国这样的国家依靠严格的基础教育分级制度，从小学到初中就分解了知识分子与劳工阶层，并实现了福利全体国民覆盖，其制造业居于世界前列。

但是即使是日本这样的国家，也牺牲了近30%的劳工，使得他们处于派遣工等类似临时工或劳务工的状态，以较低的社保，来减少企业的负担。

这让我们看到丛林社会的梯级阶层在不同的社会是如何呈现的。美国是给多大6500万人的底层食品券，联邦层面覆盖了4500万人，州政府方面又覆盖了2000万人。其高科技、文化产品与金融服务业的高利润盈余可以转移支付这一部分支出。

第三世界如泰国，则对广泛的小商小贩不做任何的税务工商环保等等管制，听任数百万人上街运营小生意生存，也放任大量服务业里的上百万色情从业人员，是小政府状态和大家族控制了经济命脉后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技术如此，美国仍旧无法避免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无法避免其文化根基被撕裂后的内部冷战激化。

同样的，欧洲在放弃了自身的军事力量后，置于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之下，从而可以支付广泛的福利覆盖，也同样与其他经济体一样，受到美国金融系统的支配，付出对价。

因而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被地缘风险惊扰的欧洲，开始在美国决定放弃欧洲军事保护的状态下，自我建立军事保护，则整个经济的版图就开始变化。美国试图迫使欧洲放弃俄罗斯能源，就会进入美国、加拿大、澳洲能源的供给范围内，使得美欧结合的更加紧密。

而美国则回到亚太，联合日韩台澳，以及部分联合东南亚和印度，开始遏制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包含了重商主义的工业化，也包含了日韩式的东北亚内卷传统，使得国家资本主义成为美国的致命威胁。

美国面临的文化冷战和意识形态矛盾外溢，就转变为美国的外部矛盾，从而凝聚全美。

所以，突然间我们回到了一战时的一模一样的环境，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现代发展历程后，不仅仅少数富国与广大的第三世界穷国日益贫富差距扩大，以至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学习中国的威权主义做法，去实现重商主义的工业化，美国在丧失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优势。

同时发达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鸿沟，让内部的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快要演变成内战了，于是外溢为外部的经济战、冷战状态。

中国卷入这场冷战的主要对立面，是因为其在重商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末期，权贵逐渐攫取了所有的利益，拒绝政治改革下的专制输出，向全球第三世界展示了一条可以不顾民主而扩张的路，掩盖了没有思想自由的创造力缺失，需要发达国家输送知识产权，与贫富差距鸿沟扩大，债务扩张带来的泡沫，需要企业家阶层的财富去弥补的国进民退趋势。

国家资本主义对知识产权的谋取，使得西方基于私产和知识产权的创造力日益受到威胁，同时庞大的制造业在掏取了普通商品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之后，正在向西方最具优势的先进产业侵蚀。

这彻底威胁到了西方经济伦理的生存空间。

而如果中国如果成功，很显然会窒息全球的科技与文化创造力，创造者无法获得动力前行，思想自由也将消失。

故此，美国内部的文化冷战矛盾外溢，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创造力文明的致命威胁，就形成了无法弥合的对立。

即使是中国的资本本身，也浸染着涸泽而渔的扼杀从创造力本能。在诸多互联网大厂与创作者的合同，就走向奴役合约。

这成为了中国整个文化根基的黑暗之处，如同深渊一样，侵蚀全球文明的根基。

但是中国自己内部的自毁机制却也启动了，正如威权主义在权威正确指引的时代，容易在国家动员力极强的短短几十年里快速经济崛起，也会在威权主义不顾自由、私权、人权的行为模式下，导向一个自我摧毁经济的方向。

这却是西方资本没有看到的，否则他们就会在川普要求外资撤离中国时离开了。事实上，尽管上海疫情管制期间，大量的外资表示要离开。事实上，资本的利润驱动会让他们把吊死自己的绳子也卖给刽子手。故此，在疫情管制终将过去后，大多数资本还是会因为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产业链的高效，留在中国。

因而就会形成长期的力量博弈，使得美国与其盟国采取越来越激烈的行为，以遏制中国经济的继续壮大。

这是个复杂的博弈状态。

甚至像我这样心灵不够单纯的人，会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越久，就越有利于我自己的生意和利润，故此我不会考虑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而是会希望中国就这么继续下去吧。

只要我自己不陷落在养蛊游戏的倾轧和抓阄中牺牲就可以了。

因此，文章的最后为我们污浊的心灵和肮脏的时代干杯吧。

你凝望深渊，深渊就凝望着你，直至黑暗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