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习
作者：千叶
高三的某天，我对着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思考了两个小时。我总是觉得，虽然这道题很简单，但我从来没有真的认识过它，我对它产生了和它的难度极不相称的好奇心。我反复地回溯自己的思维过程（元认知），一步步把我的思维过程写下来，终于明白了我的思维误区。我感到特别愉快，仿佛是那个走出洞穴被阳光照耀的囚犯。因为我意识到，会做这道题目只需要熟练的技巧，但从哲学上理解它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是另一回事。从此以后，我将元认知这种习惯大量运用在做题中，我的数学成绩几乎一直保持着高分。
但是，发生这个过程需要什么？
首先，它需要不被打扰的、纯粹属于自己思考的两个小时。如果这两个小时我会被任何老师、同学或者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而打扫卫生的命令干扰，或者我被某个时间表命令、规划去进行这种思维活动，那也不可能产生这样深刻的认识。如果一个人的学习可以被安排的满满当当，那一定意味着该任务的认知复杂度很低。越是高创造力的任务，对宽松环境的要求就越高，因为人要在头脑中构建复杂的、漫长的逻辑链和思维体系，这需要大块的、没有压力的自由时间，而且不能强求（许多思想家的灵感就是在散步、睡眠、洗澡中取得的）。
中小学作息时间表是一种精确到分钟的计划表，它为每一个学生的时间提供了毋庸置疑的意义，在规定的时间单位里，每个人必须按照要求完成相关内容，休息和放松的时间被视为服务于上课的附属品（在中小学，拖堂、挤占自习课、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的情况相当普遍），人们普遍认为，效率源于对时间进行更细密的划分。这也使得许多成绩优秀的学生即使走出校门很久，也特别难以忍受“荒废时间”，似乎“虚度时光”是特别严重的犯罪，而且在听到某个人高效完成了多少任务时，即使明知自己根本不需要那么做也会产生下意识的羞愧，所以人们痴迷于“一个月读20本书”、“3分钟了解XX”的神话，总要把每一分钟都纳入规划才能心安，以至于有人提出了“如果中国人人都不休息经济该多么发达”这样的蠢问题。然而当一个人越这样想时，他的拖延症反而会越强。因为那种从不拖延的“理想自我”本身就是虚假的，拖延的背后常常隐含着未能言说，渴望被发现的生命体验，人只有在无压力的自由时间里，才能让那些被阻断的体验浮现出来，从而更深的了解自己。因此，休息对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具有本体意义的，人只有在自由时间里才是在“活着”的。何况，当一个人敢于为自己活着时，他才能理解让别人也为自己而活是多么重要，这时候他也才能具备真正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它需要相当高的心理安全感，如果我时刻被排名低的恐惧包围着，我一定会把一切自由的时间都用来做一些无用功，比如反复地刷题以营造出我很努力的感觉。如果我时刻谨记老师所说的“要抓紧时间往下做”，那么我就不会对这样一道已经熟练的简单题目产生好奇，更不会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总之，我一定会做成果可见清晰的事情，而不是这种不知道能否成功、效果也难以预测的复杂思维活动。
第三，它需要一定的混乱。我在一个周围没有人注视我，只属于我自己的环境里思考，我可以任意摆放桌子上的纸张、书籍和笔，随意地在纸上涂涂画画，不用担心被任何人提醒这“不整齐”、“不规矩”。混乱、无用、自由散漫对于组织管理者来说也许是个麻烦，可对于创造者本身来说，却往往是灵感的来源。灌输式的培训、人与人只能教出低级的技能，而创造者必须确认自己在自己范围内拥有近乎独裁的自由，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福柯认为，通过对空间进行有计划的分割，可以使权力更加方便地对身体进行监视、改造，以服务于所规划的目标。中小学校园的教室往往沿着走廊一字排开，方便教师和巡视人员随时观察班内的纪律情况，部分学校连寝室门上也安了玻璃，且禁止学生阻挡。在教室内，高大的讲台居高临下地面对学生，教师可以非常方便地观察下面的一举一动，同时打断下面学生之间的联系。这些空间设计实际上使学生完全无法预测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以及是否会被羞辱和惩罚，但又由于经常能觉察到自己想要开小差和不驯服的念头，因此出于恐惧，人自然会将外在的监视内化到心里，进行自我审查。久而久之，即使脱离了那个空间格局，只要人做出任何一点超越环境规范的事情并觉察到别人可能有一丝反感，就会唤起过去被羞辱的恐惧，并通过下意识地羞愧制止自己的行为。有人可能会说，只要考好成绩就能解决上述问题，但实际上没有几个学校会因为你成绩好就允许你违反纪律，更重要的是，你不可能永远保持好的成绩，这种解决方法其实是将自己陷入到更大的不确定性中。
空间格局不仅体现在大的建筑布局，也体现在对微观的身体活动的控制，权力关系有如毛细管渗透在校园内的一切领域，且常常与直指人心的道德评判挂钩。诸如桌椅要摆整齐，书要放在桌子的右上角，寝室要做到一二三条卫生标准等等，学校在解释这些规定时往往都带有一个道德的目的（培养学生与人相处的能力、自理能力、交往能力）。显然，没有做到这些规定的人不仅要接受明面的惩罚，还要接受群体对自己精神的窥探和监视——你是一个具有XX品质的人。在现实里，这些标准的执行是有非常大弹性的，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当时的心情，因此，学生服从的不是清晰透彻理性的律法，而是大人和权威们任性的、偶然的意志，这种利用“威不可测”所带来的恐惧使人进步的做法，实际上抹杀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由选择权，也使遵守规则沦为一种奴性的服从。许多人始终无法忍受别人不喜欢自己所带来的焦虑，要么去讨好对方，要么彻底否定贬低对方，此类极端化行为的原因，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中学阶段缺乏平等的人际关系，缺乏用于解释人与人差异的心理资源上。
最重要的是，我要拥有我才是学习主体的意识。如果我认为进入重点高中、重点班级，拥有一个好的教师、集体氛围才是决定我成绩好坏的关键，那么当我实现了这一切后，我就不会有动力去做开创性的、需要一定承担责任和风险的探索性思维活动，因为既然外在因素是我人生的推动力，那它自然也应当为我的一切失败负责，我为什么要去冒险呢？假如我没有进入重点高中、重点班级，那么我就会把精力放在不断追求那些东西上面，或是不断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为没有获得那些“圣物”的照耀，陷入终生的“如果我当年考上了XX”的悔恨。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认为进入985或211，进入知名的大公司，能够在某个知名教授那里学习是决定我人生的最关键因素，那么我就没有勇气和他人不同，我会习惯性地走大多数人走的路，只会重复书上说过的话，因为这样是最安全的。
但是，安全与风险很多情况下是并存的。正如我在你对放弃高考准备去上海图书馆自修的男孩有怎样的建议？这个回答中所说：当一个组织把你保护到最好，也就意味着它会扼制了你的潜力。
考入大学最大的意义在于作为敲门砖的文凭和人际关系，但这都是学习之外的事情。如果说上大学对于学习本身有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大学可以通过排名、考试、奖项和毕业证等奖惩机制强制性地让人去上某些课，学某些知识，参加某些考试，大学还可以把同龄人组织到一个班级，一个寝室，通过互相监督、互相参考的方式让大家都不掉队不迷茫有事做，但这在我看来恰恰是弊端，当一个组织把你保护到最好，也就意味着它会扼制了你的潜力。它通过给予你一些虚妄的集体优越感（我是top2/7/10大学的人），让你觉得离开了它自己就什么都学不会。一个社会主流舆论对于自由选择、挣脱庇护的叛逆行为充满嘲讽，这无非意味着这个社会的中上流阶层精神还未走出幼年，只是“优秀的随波逐流者”罢了，他们的成功主要是靠无反思地依附和顺从体制，而非自主选择、自主规划取得的。
所以，当一个人认为他的人生归根到底是可以被自己掌控时，他就不会对任何光荣的优秀的集体和组织感恩戴德，即使后者常常带来荣耀，他也能够看到它的不足和缺陷，因为他自信自己的精神配得上任何美好的东西，自信自己的理性能够进入一切事情，任何在精神上设定等级、壁垒、阶层的观念都是非人性的。
保持不成熟状态是如此方便：如果有一本书代替我理解，一个精神导师指导我的良知，一个医生评判我的饮食等等，我就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只要金钱能够解决的，我就不需要思想；其他人很快就能替我做这些累人的工作。那些好心接过指导工作的守护者不久就发现，太多的人，不分性别，认为迈向成熟不仅困难重重而且相当危险。这些守护者起初为这些驯化了的动物所着迷，小心翼翼地防止其越雷池步。他们下一个策略就是展示危险，使其不敢尝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行走；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一定会在摔过几次跟头之后最终学会走路。但是，这样的例子具有恐吓性，通常会吓得他们不敢再尝试。
然而，让每一个个体找到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路十分困难，不成熟状态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特征。他们甚至变得喜欢这种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得再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因为他从未被允许做出这种尝试。规章和程式这些合理使用或者说是误用他天资的机械工具，就是对他永久性不成熟状态的禁锢。倘若有人扔掉这些枷锁，他依然会不确定是否能够跃过甚至是最窄的壕沟，因为他不习惯这种自由运动。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头脑训练成功地脱离这种不成熟状态，继续大胆前行。
相比之下，公众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自我启蒙。倘若公众被赋予了自由，他们的自我启蒙的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总会有少数人独立思考，他们甚至存在于被指定为大众的守护者中间。这些守护者一旦扔掉不成熟状态的枷锁，就会传播尊重个人价值、尊重人人需有独立思考之责任的理念。这样做引人瞩目的一点是，如果之前被守护者锢入枷锁中的公众被唤醒，或许最终会迫使守护者自己留在枷锁中。宣传偏见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偏见最终会报复到最初宣扬它的人的身上。因此，公众只能慢慢获得启蒙。一场革命或许能够结束独裁暴政与强权压迫，但是它从不会带来真正的思想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偏见，如同它们所取代的旧观念一样，成为掌控缺乏思想自由的大众的枷锁。
对于这种启蒙而言，它所需要的只是自由，而这种自由是所有自由形式中最没有恶意的，即在所有事情上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