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千叶

　　特别容易感到羞愧，尤其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一件事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感到对不起别人。当然，这绝不是学生才有的思维，之所以答在这个题下，是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思维惯性是在学生时代养成的，它与学校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羞愧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情绪，当我发现客体的我被他人注视，而主体的我又不愿意接受这个客体的我，觉得客体的我不够理想时，我就会感到羞愧，甚至这个“他人之眼”不需要真的在场，仅仅只是我在头脑里想象出一个“他人”，就能够令我感到羞愧。因此，羞愧是意识到自己没能达到理想自我所引发的负面情绪，但羞愧本身并不是一种纯粹坏的东西，它对于人的行为具有矫正性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构建起一个自我同一的完整人格，但当这个理想自我并非是由一以贯之的“我”设立，而是外界强加灌输给我时，那么羞愧所带来的无助感、渺小感就会成为束缚自由心智的沉重枷锁。因为外界本身就是飘忽不定的，是一群偶然的、感性的意志的拼凑（哪怕数量很大）。因此，不能达到外界期望的理想自我所产生的羞愧，不仅无助于统一人格的建立，反而会让精神更加支离破碎。

　　在许多学生那里，尤其是最优秀的那一批学生，我们都能发现在光鲜的成绩背后，往往隐藏着非常深的无助感以及对规则的盲从。人人都怀着恐惧和不安生活，外在的第一名并没有带给他们多少价值感，反而加剧了这种不安。他们在成长的路上并不是由自己确立一个理想，然后带着一步步走向理想的惊奇去生活，而常常是一路疲于应付外界的考验，走一步看一步，只是恰好由于比较聪明没有掉队而已，但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自始至终都是很低的。因为对“理想自我”的定义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更重要的是，这个“理想自我”还经常飘忽不定，导致一个人几乎无法预测自己什么时候会“不一致”并产生羞愧。马丁·塞利格曼在《习得性无助》中指出，当个体感到自己无法控制事件，且认为这种不可控性是个人原因造成时，个体会陷入无助和沮丧。当一个人缺乏解释资源和信息储备时，他非常容易对负面事件进行内归因（这是最简单的），结果要么是毫无理由地贬低自己（泛化的羞愧），要么陷入极端的自大和狂妄（一种对羞愧感的逃避）。那么，学校是通过哪些制度将这种泛化的羞愧感植入人的内心？我觉得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考虑。

　　一是全景敞视的空间格局。

　　福柯认为，通过对空间进行有计划的分割，可以使权力更加方便地对身体进行监视、改造，以服务于所规划的目标。中小学校园的教室往往沿着走廊一字排开，方便教师和巡视人员随时观察班内的纪律情况，部分学校连寝室门上也安了玻璃，且禁止学生阻挡。在教室内，高大的讲台居高临下地面对学生，教师可以非常方便地观察下面的一举一动，同时打断下面学生之间的联系。这些空间设计实际上使学生完全无法预测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以及是否会被羞辱和惩罚，但又由于经常能觉察到自己想要开小差和不驯服的念头，因此出于恐惧，人自然会将外在的监视内化到心里，进行自我审查。久而久之，即使脱离了那个空间格局，只要人做出任何一点超越环境规范的事情并觉察到别人可能有一丝反感，就会唤起过去被羞辱的恐惧，并通过下意识地羞愧制止自己的行为。有人可能会说，只要考好成绩就能解决上述问题，但实际上没有几个学校会因为你成绩好就允许你违反纪律，更重要的是，你不可能永远保持好的成绩，这种解决方法其实是将自己陷入到更大的不确定性中。

　　空间格局不仅体现在大的建筑布局，也体现在对微观的身体活动的控制，权力关系有如毛细管渗透在校园内的一切领域，且常常与直指人心的道德评判挂钩。诸如桌椅要摆整齐，书要放在桌子的右上角，寝室要做到一二三条卫生标准等等，学校在解释这些规定时往往都带有一个道德的目的（培养学生与人相处的能力、自理能力、交往能力）。显然，没有做到这些规定的人不仅要接受明面的惩罚，还要接受群体对自己精神的窥探和监视——你是一个具有XX品质的人。在现实里，这些标准的执行是有非常大弹性的，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当时的心情，因此，学生服从的不是清晰透彻理性的律法，而是大人和权威们任性的、偶然的意志，这种利用“威不可测”所带来的恐惧使人进步的做法，实际上抹杀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由选择权，也使遵守规则沦为一种奴性的服从。许多人始终无法忍受别人不喜欢自己所带来的焦虑，要么去讨好对方，要么彻底否定贬低对方，此类极端化行为的原因，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中学阶段缺乏平等的人际关系，缺乏用于解释人与人差异的心理资源上。

　　二是压迫性的时间切割方法。

　　中小学作息时间表是一种精确到分钟的计划表，它为每一个学生的时间提供了毋庸置疑的意义，在规定的时间单位里，每个人必须按照要求完成相关内容，休息和放松的时间被视为服务于上课的附属品（在中小学，拖堂、挤占自习课、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的情况相当普遍），人们普遍认为，效率源于对时间进行更细密的划分。这也使得许多成绩优秀的学生即使走出校门很久，也特别难以忍受“荒废时间”，似乎“虚度时光”是特别严重的犯罪，而且在听到某个人高效完成了多少任务时，即使明知自己根本不需要那么做也会产生下意识的羞愧，所以人们痴迷于“一个月读20本书”、“3分钟了解XX”的神话，总要把每一分钟都纳入规划才能心安，以至于有人提出了“如果中国人人都不休息经济该多么发达”这样的蠢问题。然而当一个人越这样想时，他的拖延症反而会越强。因为那种从不拖延的“理想自我”本身就是虚假的，拖延的背后常常隐含着未能言说，渴望被发现的生命体验，人只有在无压力的自由时间里，才能让那些被阻断的体验浮现出来，从而更深的了解自己。因此，休息对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具有本体意义的，人只有在自由时间里才是在“活着”的。何况，当一个人敢于为自己活着时，他才能理解让别人也为自己而活是多么重要，这时候他也才能具备真正的社会责任感。

　　其实，我们反思羞愧，并非要去除羞愧这种情绪，更不是鼓励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而是要从现实里夺回自己的主权，把评判自己的权力交给自己：我只为自己羞愧，任何外人试图通过道德绑架、胁迫、恐惧的方式令我羞愧都是不合法的，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反对。只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边界，意识到脱离了独立自主而去谈决策是否明智本身就是荒谬的，他的内心才能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外界随意检查和翻阅的物品，才不会把本应当是别人的责任归咎于自己，他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person。